1978年12月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。会议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，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。党中央作出“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”的重要论断，出台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，恢复重建的中央纪委围绕端正党风、确保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、改进纪律检查工作等问题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，开启了党的纪律建设新时期。

拨乱反正，中央纪委恢复重建

1978年11月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：“我们的原则是‘有错必纠’。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，统统应该改正。”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中央监察委员会被撤销，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受严重破坏，纪律约束和规章制度几乎形同虚设。重新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成为全党的共识。

叶剑英在党的十一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，着重指出要全面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，强调为了维护我们党的行动统一，必须加强党的纪律；正式提出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。

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：“党的中央委员会，地方县和县以上、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，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。”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，并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，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，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，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。”党章的规定为恢复重建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提供了最高依据。

恢复重建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刻不容缓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成立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纪委，陈云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，邓颖超任第二书记，胡耀邦任第三书记，黄克诚任常务书记，王鹤寿、王从吾、刘顺元、张启龙、袁任远、章蕴、郭述申、马国瑞、李一氓、魏文伯、张策任副书记。全会明确中央纪委的主要任务是：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，协助党的委员会整顿党风，检查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；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教育，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；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党纪、国家法律法令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，决定给予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党员的处分；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。这些任务，至今仍然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重点。

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后，很快就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彻底平反。

1980年12月，中央纪委在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指出：“在‘文化大革命’中，林彪、江青、康生一伙，全盘否定党的监察工作，残酷迫害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，以及全国大批监察干部。这是一个大冤案。”报告对中央监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，指出：“中央监委对维护党的纪律，保证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贯彻执行起了积极作用。……中央监委的委员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，中央监委机关干部都是由党组织审慎选调的。”

报告建议应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彻底平反，恢复名誉。党中央同意了这一报告，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给予彻底平反。这不仅是对中央监察委员会过去工作的充分肯定，也是对党的专门监督机关职责的充分肯定，对于新的纪律检查机关积极开展工作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警钟长鸣，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

1979年1月，恢复重建后的中央纪委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，着重研究维护党规党法、搞好党风问题。会议讨论拟定了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（草稿）》，通过了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、职权范围、机构设置的规定》，提出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的八项基本原则，为中央纪委履行维护党纪、端正党风的职责，奠定了坚实基础，谱写了党的纪律建设新篇章。

1980年11月，中央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座谈会，作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在会议期间严肃地提出三条意见：第一，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，因此，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，永远搞；第二，纪委工作会有困难，但是经过统一认识，是可以解决的；第三，必须实事求是，查清问题，核实材料，再处理问题，并和本人见面。关心不关心党风，是衡量一个党员有没有党性的重要标志。这个著名论断提出后，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。

1980年12月25日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，“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，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。要严格执行《准则》，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，特别要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采取阳奉阴违、两面三刀的错误态度。”

“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”，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，是具有深沉历史忧患的真知灼见。这一论断把党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为全党认识和解决改革开放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问题，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新的角度。这个著名论断还写进了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写进了党的十二大报告，成为长期响彻全党的警钟。

陈云的讲话之所以引起了全党上下的高度重视、高度警醒，源于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不良风气和恶劣作风。主要表现在是非不分，党内民主生活不畅，改革开放后党内出现了一些消极腐化风气，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谋取私利。为端正党风，打击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党员干部出现严重走私、贩私、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行为，党中央颁布了《严厉打击破坏经济犯罪的紧急通知》，陈云还在一份批示中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，表示“我主张严办几个、判刑几个，以至杀几个，并且登报，否则党风无法整顿”。

1983年1月18日，《南方日报》以醒目标题，登载《前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被判处死刑》的消息，这个被称为“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”的案件，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。从1982年1月至9月，全国查处经济犯罪案件共136024件，依法判刑26227人。这些严明党纪国法的举措，体现了执政党重视端正党风的坚定决心和意志。

出台《准则》，严肃党风党纪

1979年1月4日，新成立的中央纪委组织起草并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了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（草稿）》。1980年2月，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并公布施行。1980年3月15日，这份重要文献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登载。

《准则》主要内容共有十二条，明确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，严格遵守党的纪律，要讲真话，言行一致，发扬党内民主，正确对待不同意见，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，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，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，不准搞特权，努力学习，做到又红又专等。《准则》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、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是非界限、处理党内关系的重要原则等加以系统化和规范化，作为端正党风的党内法规依据。

1980年2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刊发社论指出：《准则》是党的一项重要法规，是党章的具体补充。它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，针对当前存在的党风党纪问题，对党内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各项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。“每一个党员都要对照《准则》的规定，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，发扬成绩，克服缺点。”

1980年11月14日至29日，中央纪委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贯彻《准则》座谈会。黄克诚指出：对于不正之风，关键不是说，而是要真正动手干。首先，各级纪律检查部门要下一点狠心，拿出一点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来。必须负起责任做好工作，将个人利害置之度外。绝不能马马虎虎、糊里糊涂地混日子，要敢于处理棘手问题。其次，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的各级领导干部直到每个党员都要自觉带头。这是我们能否搞好党风的根本一条，也是我们党的老传统。第三点，要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我们纪委的同志首先要模范地恢复、发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。

《准则》的制定出台，对于全国进一步健全党内政治生活，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起到了很大的历史性作用。《准则》是统一当时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思想和行动的重要文献，对当时的党章是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。